英国传教士勃沙特在盘县

贺艳红

1988年7月，中国军事科学院院长，原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负责人肖克致函盘县特区党史办，查询一个曾在长征中与红六军团生活了18个月的外国传教士勃沙特离开红军后回到盘县的情况。据国民党盘县政府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档案记载：阿尔弗雷德·勃沙特（Rudof Alfred Vosshardt piaget)又名薄已复礼(称薄复礼)，男，48岁，瑞士国籍，英国传教士。其妻薄羡万美，46岁，双方持国际教会护照来中国传教而进入盘县。他们的传教地区还包括东南亚等国家。

据有关史料记载年春天，第一个来自盘县的外国传教士是贾习真。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贾习真应征作为一名盟军成员参了抗日战争。此后，溥复礼接任盘县基督教负责人。

1937年秋，簿复礼与国民党盘县卫生院长董玉萍协商将盘县北门桥诊所让出来做教会布道场所。一九四一年又租佃盘县女小数室做礼拜堂。参加都会的受洗者先举行撒水礼。宗教活动每周两次，星期五晚上为祷告礼拜，星期天下午为主日礼拜，圣餐礼拜每曰一次，信教者有数十人参加。

教会礼拜使用的是内地教会编印的颂主圣歌老版本。讲道时用的是外国传教士丁良才编的圣经译著。以后还将“福音书”从国外经上海寄往盘县。

溥复礼主持散会期问利用“圣经”传扬“人文为善”的宗教感情，奇托良好的愿望。1941年，簿复礼在盘县师范作英文演讲时，他拿出一面英国国旗说：“我是英国人，我爱我的祖国，反对法西斯（当时，英国正在遭受德国法西斯的侵略），中国也是如此”。又说共产党是无神派，是“红龙”，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自己的原理，是另一种频率和形式的苏维埃。其间还披露了他在红军队伍里十八个月的见闻和他用英文写出的书《在共产党手里》即《神灵之手》，1949年春天，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的炮声席卷半壁河山，薄复礼在讲经会上大讲启示录，宣传末世论：意指作恶的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末日不远了。国民党盘县县长祝乐山在逃离前与薄复礼一次摆谈中说：“盘县也不安定，余启佑（国民党保二团团长）与龙腾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盘县游击团负责人）在盘县打起来了，伤亡惨重”。薄复礼合手于胸“阿门”，表示会意而不敢荀同。新中国成立以后，贫穷、落后的中国有了共产党的领导，他看到了新中国的前景与未来，无不感慨地说：“过去，中国人软弱得很，自治、自养、自传都不行，没有牧人，羊就分散。”薄复礼还把他在城区文笔山拍的盘县全景照片送到马内利报上刊登，并对信徒们说：“我照的像送给外国朋友，他们很高兴，交给我们祷告和奉献（捐赠）。”表达了对异国他乡故土的怀念。薄复礼对中国的传教文化十分推崇。他认为孔孟之道“中庸”与“圣经”的友善是一脉相通的。为此取孔子“克已复礼”的名言为自己在中国的名字，出国护照写上p.a勃沙特.薄复礼。他有一本英文版的中草药书，常常爱不释手的钻研、学习，汲取中国传统医学的营养。他非常喜欢中国的古董、刺绣，连老年妇女穿的“三寸金莲”（绣花鞋）也珍藏。至今在英国曼彻斯特帝国之路他的居室里还陈列着许多来自中国的东西，如宫灯、桌布、民间工艺品等等。

抗日战争后，薄复礼接收了美国陆军驻盘县兵站的很多物资和药品，并以此开办医院和诊所来维持教会。薄复礼虽不是医生，但他看病、卖药、接生。每天都接待病人二、三十人之多。他的妻子薄羡万美推广新法接生，颇受欢迎。群众为表达对他们的感激，往往以鸡、鸡蛋、白米酬谢。药品缺乏时，他们派人去贵阳购买。用薄复礼的话来说“这种慈善事业不应间断”。盘县剿匪时，他还医治和抢救过解放军的伤病员。1952年，他离开盘县时，还将所剩的药品清点交给地方政府，以表示对慈善事业的关心。1948年薄复礼还利用盘县的礼拜堂创办了一所“民恩小学”，并规定：凡教徒的子女，均须来校读书。当时也有不少贫穷人家的子女来学校就读。教员是执事董作堂和赖玉芳，他兼教英文，期间还开办英文查经班，让一些社会知识青年学生学习英语，提高外语水平。薄复礼乐善好施。离开盘县之前，以都会自立初期困难为由，暗地投“乐捐箱”50万元（旧币）资助教会困难户。薄复礼会针织，在红军队伍里，他曾为贺龙的女儿织过毛衣。平时，他用棉线织成帽子，分别送给教徒和穷苦的孩子。教会的汽灯、幻灯主日学教材、福音书等均全部转送教会，资助发展，他介绍唐荣涛到重庆神学院学习，以继承传教事业。以后还与盘县教徒书信往来，以示关怀。牧羊人腾文友至今念念不忘，在回忆与薄复礼相处的日子里，他深情地说：“他没有亏待过我，给他放羊，工钱一文不少，挤出的羊奶大家都得到喝。”

勃沙特与《神灵之手》

1934年10月1日，红军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从湖南进了贵州，在施秉与黄平之间，突破了黔军阵地，并袭击了黄平老城旧州，在城内的一所教堂里发现了一张一平方米大的法文贵州地图。正好p.a勃沙特在此传教，于是就请这位不期而遇的牧师当翻译，把法文地图地名译成中文，凭借这张地图，红六军团越五岭，过湘水，南北转战，取得一系列的胜利。从此，勃沙特留在红军队伍里生活了560天，行程2500多英里。因勃沙特另了传教任务，行至云南大扳桥时，红军给了他马匹、银洋作为盘缠路费，从此离开红军队伍。1936年8月，当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长征进行在雪山草地之际，一部亲见亲闻，反映红军实录的书在英国伦敦哈德尔和斯托顿公司出版了。这部书就是勃沙特在盘县披露《在共产党手里》那本书。先取名《抑制的手》（The Res tra in ing Hand）几经再版后定名为《神灵之物》（或《指导的手》。它是一部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早一年在伦敦出版发行的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工农红军的力作。就史料价值而言，它超过《西行漫记》和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特别是当时西方资产阶级报刊都把中国工农红军诬称为“匪徒”、“强盗”的情况下，这部书起到了以正视听的作用。勃沙特以他的耳闻目睹的事实告诉人们：“共产党就是我所见到过的红军，他们是讲友谊的，是信得过的朋友，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且正在用行动实践着为人类解放的原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不仅是为我国史学界所关注，也引起国外史学专家的兴趣。《神灵之手》以详尽的事例，真实而准确的记录了1934年10月到1936年4月间红二方面军（时称二、六军团）的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以及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情况，同时还以独特的方式表现了红军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及行之有效的统战工作，极力再现了工农红军长征的辉煌壮举。当然，勃沙特作为一名外国传教士，描述的情况难免表露出宗教思想和偏激情绪，相信广大读者能正确对待和理解。

勃沙特与红军

勃沙特在黄平旧州“被俘”后，对红军的印象是不好的。当时红军对外国传教士的印象也不佳，以为都是帝国主义的“间谍”，所以要把他们抓起来严加“管教”。当肖克将军请他去翻译地图以后，使他改变了对红军的印象。他曾对同事宁文生说：“红军对穷人很好，在艰苦的长征中，时时不忘帮助那么些贫穷的人们。红军打仗勇敢顽强，指挥官都很年青。肖克将军只有二十多岁，英勇善战。行军时还特别为我准备了一匹马。他热情洋溢，生气勃勃，是一个充满渴望与追求精神的红军将领。”红二、六军团木黄会师以后，勃沙特随红军队伍走在贵州东部的山路上，这时，一个骑马人从他身旁走过，只见那人壮实威武，举止不俗，尤其是鼻子下面那撮黑胡子格外引人注目， 一问，才知道是贺龙。原来，贺龙在湖南芷江的时候，曾到勃沙特的朋友贝克办的一所医院去参观过。贝克还治好贺龙侄子的病。勃沙特被留在红军队伍后，认为不自由，便写信给贝克，请他致函贺龙，“释放”他们。后来，贺龙来信说：“你们不要寄希望于我同贝克先生的友情，在新的政权里，一切友情甚至家庭联系都要服从共产主义原则。”这件事使勃沙特认识了贺龙。“他已经不是民间传说中靠两把刀杀富济贫的贺龙，而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原则与理想的红军将领。”为此，在贺龙同志女儿一岁生日时，勃沙特用收集的旧毛线，为贺龙的女儿纺织了一件小毛衣，以表示对贺龙的崇敬之情。勃沙特对王震将军不甚了解，但在为他送别设宴饯行的席间，王震和颜悦色地对他说：“你应该记住我们是朋友，你曾幸运地看到我们的所作所为，其中最重要的是怎样为了穷人，而不是一些人诽谤的那样是‘土匪’”简短的话语，情真意切，使勃沙特了解到红军的本质。勃沙特还注意到，这支为穷人打仗的红军队伍很重视和善于学习。不管行军停留还是驻扎，都要选择一间房子来作为“列宁室”，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启发红军觉悟。没有房子就动手因地制宜的搭建，房子里面布满红花和红旗，墙上悬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红军的政治教育连续不断，学习和讨论围绕着为什么要反对国民党，为什么要打倒帝国主义等问题展开。部队在作战前，首长要动员、讲话、呼口号，以激励斗志。红军的娱乐活动很多，什么丢手帕、赶猪、赶羊等，官兵很活跃，大家经常唱歌，歌词大都是打倒日本侵略者的内容，有时还化妆演戏，活跃部队文化生活。勃沙特还惊异的看到，这支队伍从首长到士兵都不抽“鸭片”，有的新战士入伍时发现抽大烟，入伍就戒掉了，这与国民党的队伍，真是不一样。红军的纪律十分严明。有一次敌机轰炸，红军跑进一处果园躲避，柚子树上果实累累，战士们饥肠辘辘，一个个除了眼馋而外，却没有一个人伸手去摘。勃沙特还对红军正确划分阶级路线，依靠贫苦农民，打土豪分浮财的政治纲领有所觉悟。他谈到：长征时，我们来到一个地主家宿营，这里的一切，立即成了红军的财富，他们拿走了地主家所有用得着的财物，然后有条理地分给穷人。譬如召集穷人将谷仓里的粮食分光。我问：“按什么区分地主和农民的成分呢?”红军首长回答我：“按自食其力，如果谁雇用别人为自己种地，那他就是压迫者。”正是这支不谋私利，彻底为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而战斗的队伍时时处处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表现出无坚不摧的战斗活力。

（选自《凉都文史》第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