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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藩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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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藩轶事

粟强 洪林

“密电碣”事件

一九二六年,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之际。广州国民政府派出四名黔籍代表返回贵州筹建办理国民党党务。他们是:盘县人张道藩、瓮安人商文应、黔西人黄宇人、凯里人李益之。

张道藩被任命为指导委员,其它三人为筹备委员。

初春,张道藩等到达贵阳,拜见了国民党元老、贵州参议会议会长平刚先生。由平刚引见省长周西城。当提出要在贵州筹建国民党组织,以帮助桑梓改革之意时,周西城大为不满,叫嚷道:“要党大家党,你拿出七百万个党证来,贵州七百万人个个都是党”。李益之当即声明:“必须经过考虑方能参加国民党,不能奉命入党”。张道藩亦据理陈词。周西城恼羞成怒,愤然说:“你们用少数压倒多数,太不公平”。虽然在场的平刚先生从中周旋,结果仍不欢而散,事后周西城秘密派人监视四人行踪。

会商不果,张道藩等四人商议,策动贵州不满周西城暴政统治的上层人士反周,在基层组织工人、学生罢工罢课,并在四人各自的亲友中发展反周力量。李益之得其未婚妻之姐吴桂贞的帮助,以贵阳阳路小巷之家为广州代表的秘密联络处,把来往于黔穗、黔陵之间的秘电码译本交给吴桂贞保管。吴桂贞之夫罗宗英曾任周西城青年军需官,在李益之的影响下,联络军中有识之士。相机行事,还通过贵阳电报机的徐志明(张道藩的亲戚)、贵阳电厂厂长陈樵荪在电厂组织工人进行宣传活动,四人还投书外县志同道合的亲友,宣传北伐革命,指出历史发展之趋势,以及筹组国民党反对军阀之真谛。很快在贵阳各界掀起了一场反对军阀周西城的声势。

反周活动颇得人心,发展迅速,但张道藩的行动皆被周西城的谍报人员所监视。广州、南京与黔电报来往频繁,加之川黔滇军阀之间矛盾的加剧,触动了周西城的心病,萌发了要铲除张道藩等四人之意。平刚先生获悉情报,曾劝张道等人迅速离黔,以防不测,张道藩深知此情,一笑置之,认为:“大丈夫为国民革命,死何足惜”,活动一如既往。四月初,南京密电被周西城截获,|命张道藩携密电码前去接受盘查。张道藩据理回答:“这是中共党部来电,我们受命于中央,不能泄密于人”。五月,风传武汉共产党数人入黔。周疑窦顿生,又命张道藩交出密电码,张等四人坚持不理。在反周风潮的形势逼迫下,周西城十分惊恐震怒,下令抄捕粤方代表。并在吴桂贞家翻箱倒柜,掘地三尺,搜查密电码。其实,张道藩他们的密电码,就藏在吴桂贞脚下所穿的绣花鞋夹层间。

谍报人在吴桂贞家里捣腾以后,未获密电码,却意外的收到了李益之一札与省内外人士联系的信件。在一封给贵州凯里王晓林的信中说:“吾与獠势不两立”,周西城更为激怒,欲将李益之置于死地。

在搜捕中,黄宇人闻风逃匿。张道藩、李益之皆入罗网,尚在瓮安老家探亲的商文应亦被捕入狱,家庭倍受株连。

张道藩被拘禁于贵阳市内军法处,李益之被铐禁于贵阳螺蛳山的阳明祠内。在狱中,张道藩被提审拷问,五次受刑,拒不吐实。军法处有一个法官叫曾德阳,系盘县人,见张被打得遍体鳞伤,深受感动,予以很大同情,为免其受皮肉之苦,授计于张,何不来个《水浒传》中的宋公明江洲装疯,以便脱离苦境。在遭受了一次严刑拷打以后,张道藩昏厥复醒,语无伦次絮絮叨叨,遂得以暂缓用刑。李益之被捕,在审讯中大骂周西城,屡遭鞭抽棒打,火烙水灌,以至皮开肉绽,筋断骨折,奄奄一息。此时,他得悉周西城准备再次拘抄吴桂贞之密,恐其受害,即写信给平刚先生,请其取出密电码,将南京来电译为“国共分裂.四人可与黔当局,善为策防”。尽管如此,周西城仍不将此事放过。罗织了李益之“蛊惑学生停课,煽动工友罢工,联系共产党”等罪名,指使部属将李益之五花大绑,口塞麻布,拖到螺蛳山腰,用刺刀杀戮后活埋于乱石堆中,二十一岁。

李益之的挚友王晓林因信件株连,被递解贵阳,行至独山城外五里桥畔,不免击毙之运。由于平刚先生尽力保释,加之南京政府频频来电催促,要张道藩迅速返陵。周西城在滇军欲进犯黔境之际,不得不让张道藩“解释出狱养伤”。张道藩幸免于死,扮作一云游道人,黄字人化装成一卖油小贩,趁日落黄昏分别逃出贵阳。

出任宣传部

1942年4月21日,张道藩随蒋介石夫妇出访印度,在拜会“圣雄”甘地和总理尼赫鲁时,二人以印度宗教大礼相见,伏地滚拜,蒋介石夫妇一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回敬。张道藩饱读诗书,谙熟各国风情礼俗,急中生智,如法炮制,随之回礼滚拜,且应答得体,解开尴尬局面,受到双方首脑赞许。回国后,蒋介石称他“多谋应变”,不久即应命出长中央宣传部,是年四十五岁,成了国民党党部年轻的一位大员。张道藩在此任职期问,为实现美国总统罗斯福联合中、美、英、苏四大强国的构想,反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及东南亚的进攻,他定时发布国际国内重大新闻,举行各种记者招待会,报道歼灭日军的战果,通报抗日战争的信息。1944年初,日本侵略军打到贵州独山,贵阳慌乱,陪都震惊。张道藩奉命,以黔籍人的身份来到贵阳,负责做收容和疏散流民督导工作,发粮送饷,妥善安置抚济流亡群众,安定民心。尔后,他又辗转于滇、桂、黔战场。历时三个月,奔波千里,为难民,为侨胞和文化艺术界的同志竭尽心力。面对抗日军民的赞誉,他却谦虚地说,我算是为贵州人做了件力所能及的事,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家乡父老兄弟了。

张道藩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期间,在他的努力和倡导下,创办了中央文艺协会、中华全国美术协会、国际文化合作协会和国立戏剧专科学校。

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转折关头,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陪都文化界对时局的进言》,希望国民党当局不要打内战,与共产党搞好合作,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蒋介石为之震怒,把张道藩叫去训斥了一顿:“中国的文艺社里,竟有人去参加共产党的进言签名,简直是岂有此理!”此后,陪郡文化界随着国共两党谈判的破裂,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次长艺亦长

1928年后,张道藩历任青岛大学教育长,浙江教育厅次长,内政部交通部次长,南京迁都重庆又膺任教育部次长,分别是蒋作滨、吴铁城、王世杰的副手。陈布雷赠长联相戏:

一次二次三次,是何其次也,岂真万不得已而求其次;

心长才长艺长,既莫不长矣,何不妨塌招事尽其所长。

“既莫不长,尽其所长”。张道藩不分主长次长,相遇而安,把心思放在著书绘画上,重庆小报曾以“张道藩不打翻天印”为题,以此赞扬他恭谦礼让的品格。后来,张道藩改调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副主任,与主任陈布雷共事。他们二人一个会写,一个会说,相处默契。于是蒋介石“陈笔张口”二员干将之说不胫而走。

张道藩务政之外,还从事文学、戏剧等创作。从编剧、导演甚至到整台演出,均一一主持善谋,角色缺乏时,还以粉墨登场,即兴串演。在重庆时,有一次他串演一将军,服饰打扮均以蒋介石为模特儿,演得活龙活现,惟妙惟肖,蒋介石知道后还骂张太糊涂,怎么能将他的形象搬上舞台胡演呢?不久便以张与进步演员同台演出为名,撤了他的教育次长。

张道藩著的剧本有:《自救》、《自误》、《黑字二十八》、《密电码》等。另有文学随笔集《酸甜苦辣》等。从三十年代起,张道藩就提倡“新话剧”运动。他翻译出版过法国剧作家约瑟·叶曼的《第一次云雾》和世界著名作家嚣俄的《狄四狼》。借鉴名家手笔创作的五幕悲喜剧《自救》先后在南京、上海、武汉等地上演,深得文艺界和社会各界的好评,一时掀起话剧运动的新潮流。

张道藩对绘画也颇具专长,对中西绘画作过专门研究,曾作画数百幅奇情自娱或赠友人,其画风严谨,浑厚朴实,色调明快,颇具风采。1926年在上海,他与一代画师徐悲鸿墨缘交往,以画会友,感情笃深,还举办了一次联合画展。话剧《自救》获成功后,徐悲鸿与妻子蒋碧薇上台赠送花篮,表示祝贺。1942年张氏父母七旬寿庆时,徐悲鸿精心画了一幅“七鹊图”并配有恭贺的对联,以表达晚辈对长者的虔诚之意。平津战事紧张,张道藩考虑尚在北平的徐悲鸿的安全,致函托请去北平述职的原南京市长何思源。力劝徐悲鸿南下,以防意外,恳词说:“如果悲鸿兄决定了,请速来电,一切由我负责办好,因为我们是好朋友,不用你操心”。

张道藩除了与徐悲鸿是挚友外,与国画大师齐白石也有往来:1946年秋,上海《文汇搬》登载了一幅《无题》漫画,内容是一个西装革履的入跪拜一位银髯飘洒、拄杖而立的老者面前,毕恭毕敬,虔诚至极。这幅画画的就是张道藩拜齐白石为师的事,虽有贬意,却有真情。在南京齐白石的寓所,由蒋碧薇引见,张道藩送上人参、衣料等礼品,跪拜在齐白石面前,行罢拜师礼,然后入画室参观。在场的著名书画家傅濡先生当场挥笔作画助兴。齐白石还在国府路香铺苔公寓联欢社举办宴会,邀请文艺界一百多人参加。陈果夫、余井塘等人也到会祝贺。齐白石精神矍铄,高兴异常,特别将张道藩与其妻郭淑珊拉至左右侧合影留念。师长情谊,山高水长,过后,齐白石画了很多画给张道藩,有两幅大红牡丹特送给张的女儿丽莲,题签是:丽莲小门生,大富贵亦寿考。张道藩依样画葫芦,临摹了几张,几乎达到乱真的地步。

缕缕慈母情

张道藩世居盘县,青少年时期在故乡完成由启蒙至盘县南台山高等学堂的学业。因家贫无力继续到贵阳升学,1915年应易晓南之聘,到远距盘县百余里的普安县罐子窑小学当教员。1916年考进了天津南开大学。1919年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到南开演讲,启发了他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念头。11月22日,张道藩从海辗转到了欧洲,开始了他历时七年多的留学生涯。1926年学成回国后,忙于国民党党务,很少回家。

1942年,张道藩第一次返抵阔别26年的故乡盘县,为其父母祝寿。

1944年1月5日至9日,张道藩奉命到滇桂黔一带宣慰归国侨胞,安抚文化界人士及群众,途经盘县小憩,顺便探望父母。旧历8月15 日闻讯父逝,由重庆珊瑚坝乘飞机到达昆明,改乘汽车回盘县,料理父亲张铭渠的后事。

1946年旧历8月21日,又奔丧办理母亲后事。张道藩痛失良母,悲痛欲绝,声泪俱下地定了一篇《祭母文》沉痛哀悼。1946年10月8 日的贵州日报予以全文登载。

慈爱的母亲,随时灌输张道藩做人处世的道理,培养了他忠厚勤奋的精神,影响了他的一生。母亲的恩德,一篇祭母文难以极尽,母亲的灵柩上山后,张道藩在墓侧大棚守灵七日。

张母之灵与夫合冢,葬于盘县美女山,蒋介石题字等“体寿归全”,以示哀悼。张道藩在办理母亲丧事时,一切从俭:祭文自写自念,出殡不用仪仗队,悼唁礼金一概婉言谢绝。对父母所遗留财产,除留部分交托族中亲友为祭扫香火之资外,其余均按男女平等之权分给诸妹,对旧时的未了婚事,也予资助,圆满解决。   

到台湾

张道藩1949年5月抵台,先后担任:中国广扩公司董事长,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中华日报》社董事长并创建中国文艺协会及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在台北第一局中华文艺奖金获得者的座谈会上,就一些文学作品存在着自然主义倾向和反映现实生活有严重缺陷时,他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文学的可贵,因为它写得好,如果写不好,何必刊载?而且小说文学对于人心的影响比论文大得多,所以要慎重”,以此纠正了评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1952年3月11日,张道藩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立法院院长。一任就是十年。1962年2月,他因身体健康欠佳,五次申请辞职,终被批准。“自尽其心延寿命,无求于物长精神”。辞职以后,张道藩潜心于书绘画,自得其乐,期间还把主要精力放在苦心营造建立的“张道藩图书馆”上。1965年,台北以美国总统罗斯福命名的大楼落成时,张道藩向台北市市长李登辉提出:愿将“张道藩图书馆”全部书籍资料捐赠,张道藩图书馆后来改名为“台湾国立图书馆”,并在馆址门前塑张道藩像为纪念。

1968年8月,张道藩因患脑溢血病逝。

(选自《凉都文史》第九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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